文化记忆重构下中国典籍的跨媒介传播 — 以央视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原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作者简介：
张兵娟(1963－)，女，山西翼城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电视传播与电视文化研究；
杨曦(199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视听文化传播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2＆ZD313）。
文化记忆重构下中国典籍的跨媒介传播
———以央视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摘 要：中国典籍积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代表的电视媒体，通过媒介形态、媒介类型与传播模式的重新整合进行跨媒介传播，提炼典籍中的价值内涵，推动中国典籍的记忆重构和创新性发展，使其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服务于现实，为凝聚情感认同、传承文化基因、树立国家形象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关键词：中国典籍；文化记忆；跨媒介传播；《典籍里的中国》
新时代以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推动下，一大批优秀传统文化跨媒介作品涌现出来，它们立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记忆，通过跨媒介传播重构记忆，使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不断延续。2021年央视推出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正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该节目通过讲述典籍的核心思想和历史故事，让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展现其中蕴含的集体记忆和中国智慧。《典籍里的中国》将典籍作为一种记忆媒介，使典籍在跨媒介传播中实现了文化上的跨越与超越，技术上的互动与融合，以及媒介形态上的多元与互文。作品一方面依托电视媒介重构了典籍在当下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在节目内部容纳了不同媒介的跨界传播，充分展示了典籍所蕴含的哲学、思维、文明、精神与价值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此，探讨中国典籍的文化记忆重构与跨媒介传播，对激发国民文化认同、传承文化基因、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包含巩固根基式的文字与非文字形式，总是通过仪式、舞蹈、神话、图式等符号系统对记忆进行延续和重构［1］（P46）。中国典籍不仅是维系社会连续性的记忆载体，也是中华民族长久发展中的精神支柱。扬·阿斯曼将具有永久权威性和规范性的早期文献称为“卡农”（或译“正典”），卡农确保了文化记忆的传承，由此奠定了一个文明的“大传统”，并为每个当下提供积淀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知识宝藏［1］（P91）。中国典籍作为国家重要文献，曾经历了大受追捧的优待，也遭遇了无处安放的尴尬。随着新时代电视媒体的文化转向，典籍文化逐渐探索出了与当代文化相适应的传播路径。
1.记忆重构：从存储记忆到功能记忆
文化记忆包含了对历史的回忆但并非记忆的复刻，而是根据当下社会发展不断对记忆表达进行调整和重构。文化记忆中潜在的、未经过开发的部分被称为存储记忆，活跃的、与现实有联系的部分被称为功能记忆［2］(P147)。
中国典籍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元典和经典，具有独特的民族性、深刻的思想性和跨时空的超越性，其中储存着丰富而久远的文化记忆。视觉传播时代，电视媒体成为将典籍文化中的存储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的重要方式。古籍元典曾是阳春白雪的代表，而电视节目则让束之高阁的典籍重回大众视野。
《典籍里的中国》已播出两季，对经、史、子、集各部皆有涉猎。中华典籍中堪称元典的首推经部的“四书五经”，该节目已囊括《论语》《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史学典籍则有《史记》《汉书》《越绝书》《水经注》。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目前已播出《道德经》《传习录》《孙子兵法》《天工开物》《永乐大典》《齐民要术》《茶经》。集部主要包含文学著作，节目中的《楚辞》《文心雕龙》《说文解字》便是文以载道的代表。该节目用活泼易懂的影视传播手段将厚重书本搬上荧幕，把越来越多尘封在图书馆中的沉静文字转化成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视听语言。
在电视媒介对存储记忆进行功能转化的过程中，跨时空对话的记忆建构方式发挥着关键作用。2021年央视推出的《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开播收视率高达1.821%［3］，2022年第二季首期节目在中心城市的收视份额为2.12%，比节目第一季均值提升23%。该节目开创了时空甬道的舞台设置，引领了电视节目从单一时空向跨时空对话的转向。
为了展示典籍在后世的流传，节目安排不同年代的人物从时空甬道上经过，以简短的台词叙述关于典籍的文化记忆，展示出典籍源远流长的历史。例如第一季第五期《论语》，主持人先是以当代读书人的身份穿越到春秋时期，同孔子弟子端木赐进行对话，最后结识了孔夫子，并邀孔门弟子们一同目睹了儒学的形成与演变：从战国时期孟子阐述“民贵君轻、舍生取义”、汉朝郑玄主张“释义《论语》应与时偕行”、南宋朱熹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到18世纪法国伏尔泰自述“我在东方著作中找到一位智者，他在两千多年前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论语》在中国历史中的记忆传承，乃至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跃然屏上，以演员为依托的多主体记忆展演摆脱了“一言堂”的释义形式，跨时空对话将藏在典籍中的存储记忆转化为了与当代社会紧密结合的功能记忆，拉近了典籍与现代人之间曾经遥不可及的距离。
2.叙事重构：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
文化记忆不同于日常的交往记忆，它在时间维度上具有长久性和稳定性，文化记忆所覆盖的集体范围赋予了其“超越生活之大”［1］(P47)的宏大与庄严。为了保持文化的一致性，后世通过不断对典籍进行阐释延续其典范意义。起初这种再阐释文本体量较大，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转向注重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微观化研究［4］(P92)，也使电视语言呈现出微观化的叙事趋势。
电视文本的记忆叙事也与之呼应，在制作方面精简规模，在叙事方面以小见大。所谓微观叙事的转向，就是改变传统典籍话语的宏大性、抽象性，转而采用尽可能贴近当代大众生命体验的细节性和日常性话语方式，以回归底层经验、聚焦典型人物的方法，丰富典籍文化的可记忆点。
《典籍里的中国》把握典籍内容与百姓生活的结合点，与家庭、粮食等联系，回归日常生活经验，易于使受众产生代入感与情感认同。例如《道德经》这期节目，“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已成为普通百姓家的生活智慧，节目最后呈现了其乐融融的家庭团圆情境，无论是吃长寿面的习俗还是穿新衣的乐趣，均与《道德经》中的思想契合，也能够与观众个体经验形成共鸣。再如《天工开物》这期，宋应星穿越时空甬道来到袁隆平的实验田，亲手触摸了高产杂交水稻，二人在田中相遇，相隔三百多年的两人因“贵五谷而贱金玉”的理念，都将一生奉献给了农田，并因同样的“禾下乘凉梦”而惺惺相惜。“让百姓吃饱饭”的议题真正实现了全员覆盖，将枯燥的文言语句化为鲜活的日常经验。
中国古代传播的重要形式便是书面化［5］(P31)，中国典籍是古代文化的书面载体，往往卷轶浩繁，需几代人接续才能编著完成。这与中国古代口耳相传的教化方式密切相关，两汉以前，典籍多书于竹帛，撰写、储存和携带都极为不便，东汉造纸术发明后，纸质典籍才渐渐流行，不过购书读书对普通劳动人家也是奢侈之事，而中国典籍所蕴含的思想观念能够广泛传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延绵千余年历久弥新，深入民族血脉，形成稳定持久的文化记忆，这其中，人作为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传播功能。
《典籍里的中国》节目摒弃以往篇幅浩大的叙事传统，选择恰当的线索人物切入叙事，展现典籍传承史中的动人故事，以此折射典籍的历史背景和主旨思想，从视角上对典籍叙事方式进行创新性重构。《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被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秦末楚汉战争，伏生的妻儿皆因护书舍弃了性命，他外出逃难时将书藏在家中墙壁，二十余年后归家却发现书简多毁朽，他便以私人讲学的方式传播《尚书》内容，并靠记忆补缺了部分丢失的篇章。《尚书》相传为孔子编订，但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因此节目组选择伏生作为戏剧主角，以扣人心弦的护书传奇，讲述典籍传承之艰难，传递出华夏先祖对典籍的珍视，进一步增强今人爱书读书的情感动力。
与之相似的还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周易》，经上古伏羲、中古周文王、近古孔子三人之手终成其书，节目组以孔子及后人为《周易》做注解为主线故事，孔子晚年喜读《易》以至“韦编三绝”，并作十篇《易传》，使《周易》从巫术到哲学实现了质的飞跃。如此设计人物情节，凸显了孔子在推动《周易》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过程中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同时解释了《周易》为何能成“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3.媒介重构：从单一渠道到多维互动
“传统媒体‘自上而下’和‘由点到面’的传播方式，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缺少互动”［6］(P747)，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打破了固有的传播格局，数字技术参与记忆建构的主体意义不断深化，传播秩序逐渐从一元传播转向多元传播与互动传播。典籍文化的创新与记忆重构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新型媒介的特点与优势，“融通多媒体资源，主动设置议题，创新表达方式，注重转化利用，加大传播力度”［7］，在互动传播中增强传播效果。
首先，运用新媒体思维重构传播方式，主动设置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吸引受众的关注。《典籍里的中国》微博官方客户端发布的内容，除了常规的节目海报、剧照更新和名句品读，还有大量契合舆论热点的话题。如挖掘主持人身上的幽默感：2021年10月官方微博先后发布了《围观！典籍里的“撒演员”是如何炼成的？》《有梗、有趣、有文化！撒贝宁典籍后台诠释当代“三有青年”》。2022年9月，《典籍里的中国》在微博平台发起了“我在微博追典籍”活动，网友通过分享节目观后感的方式，晒读书笔记，设立读书小目标。又如央视频APP发布的节目精选短视频，会精心设置趣味化议题，吸引受众观赏，如“原来1400多年前就有炒鸡蛋，太香了！”便是衍生自《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炒鸡子”，有评论道：“贾思勰的故乡是蔬菜之乡寿光，他是咱们寿光人的骄傲！”网友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积极参与新媒体平台的互动传播。目前《典籍里的中国》微博阅读量累计超过17.8亿，反映了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高涨。
其次，结合新媒介为互动传播赋能，推出衍生节目，避免同质化传播，提高受众参与度。《典籍里的中国》推出时长5分钟左右的“有‘典’意思”系列原创短视频，在电视、微博、B站、央视频等客户端推出。“有‘典’意思”由女主持人王嘉宁与每期主人公搭档，以今人请教古人的方式将典籍中的思想精华浓缩在跨时空对话中。为迎合网络用户比较关注“幕后花絮”的好奇心理，还在新媒体端推出“‘典’赞加关注”系列短视频，主要呈现彩排花絮和幕后趣事，既尊重了当下受众的媒介信息使用习惯，也使得每个演员变得有血有肉。网友自发进行二次传播，主动对视频点赞、评论、转发，“好多次让人热泪盈眶”“神仙综艺”“第二季快来啊”之类的评论比比皆是，也有网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与官方媒体形成了良性互动，在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了口碑效应。
再次，《典籍里的中国》与时偕行，进一步发展了各种别开生面的线下传播形式。2022年11月，《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在浙江湖州市开馆，综合典籍陈列、沉浸式体验、互动科技和数字影像等多种新型展示手段，全方位多视角讲述古籍的前世今生。2023年1月，该节目联合上海图书馆，共同举办了“典籍里的中国———上图特展”，让节目中的场景走进现实，使读者一饱眼福。此外，借该节目掀起的“典籍热”，河南省在各地市的中小学举办了“典籍里的中国”中华经典诵读大赛活动，引领全民参与和互动升级，为创建书香校园和文明社会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典籍文化的影响力。
在当今图像化时代，多模态媒介蓬勃发展，逐步推动记忆的建构方式转向媒介融合，这种范式的更新“强调相关媒介形式、媒介技术、媒介实践、媒介组织等要素的融合，以及各种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等”［8］，由此进一步促进了典籍文化的跨媒介传播———并非指传播内容在不同媒介中的技术平移，而是对记忆重构方法的创新性发展。《典籍里的中国》表现为媒介形态、媒介类型与传播模式的重新整合。
1.媒介形态的变迁与互文：从竹帛纸张到信息技术
“电视是一种综合媒介，兼容并包的特性使得它可以集纳多学科的新技术，作为新的创新手段引入节目生产，成为节目创新的支撑点。”［9］《典籍里的中国》通过跨媒介传播巧妙地将典籍的媒介物质性与记忆想象性熔于一炉，一方面呈现了媒介技术进步对于文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还原了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在跨媒介的互文中对典籍蕴含的文化记忆重新编码，延伸了其文本意义与当代价值。
中国书籍的形式，始自竹帛，继以帛书、木牍和纸卷［10］(P138)。从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到电子时代，中国典籍的媒介形态历经多次技术革命，在各个文明时期都占据了关键性地位，承载着丰厚的文化记忆。《典籍里的中国》将古代文献的媒介变迁史内蕴于节目之中，在《尚书》这一期中，访谈间的三位学者讲述了“典”字背后的文化记忆内涵：甲骨文的“典”为会意造字，作双手捧册之状；小篆“典”表示“册”放在几案上，这类书因其代表“规范”而极为尊贵。因此，并非所有的古籍都可以被称为典籍，只有记载法则、制度的重要文献才能称之为“典”。
以《尚书》《论语》《孙子兵法》《道德经》《周易》《史记》为代表的典籍呈现了早期媒介史上以竹简为载体的古代传播方式，这几期节目均以考古发现为节目开篇，讲述了敦煌藏经卷、西汉海昏侯墓竹简、银雀山汉墓一号墓西汉竹简、马王堆汉墓竹简的出土与破译，既呈现了书于竹帛的传播方式，也通过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记忆，体现了考古工作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11］。
除了书写载体，印刷、编辑、出版等制度也是古代典籍制作、保存和延传的重要基石。例如《本草纲目》这期，李时珍不远千里恳请文学泰斗王世贞为其作序，又十余年勘误修订，方使《本草纲目》得以刊印出版，展现了印刷时代典籍流传之艰难，以及刊刻技术与名人作序在图书出版中的重要作用。再如《徐霞客游记》中主持人向徐霞客介绍电子书，展示了电子时代的记忆媒介，典籍从纸质转向液晶屏的跨媒介传播，技术的跨越性提升为今人阅读典籍提供了智能便捷的体验，形构了当代人的记忆形式。
《永乐大典》收纳典籍七千余种，数千人修纂五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对大型丛书而言，编纂体例是极为关键的顶层设计。《典籍里的中国》这期节目便向观众详述了都总裁陈济“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架构如何从他的人生经历与勤奋思考中得来，并为后世《四库全书》等图书编修奠定了基础。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电视媒体在一个节目中融合多种记忆媒介形态提供了便利。《典籍里的中国》在多种媒介形态中交织出互文性文本，生动地再现了典籍的身份、意义、主体和文化记忆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唐代诗人王维所画《伏生授经图》，明代杜堇、崔子惠各自绘制的《伏生授经图》，采用多种记忆资料描绘出这个历史人物。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中国历史》课本中关于宋应星和李时珍的介绍，展示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记忆。主持人专门带到现场展示明代第一版涂本《天工开物》复刻的影印版线装书，体现了今人对于编辑史、出版史等典籍文化的崇敬之心。节目充分调动各类文献媒介，共同还原历史记忆细节，大大丰富了典籍蕴含的文化记忆。
2.媒介类型的跨界与融合: 戏剧 + 影视 + 访谈
跨媒介传播的目的是重构文化记忆，更好地弘扬中国精神，因此调配和融合好各类记忆媒介，创新节目表达方式是重中之重。《典籍里的中国》将戏剧、影视与访谈汇聚一堂，在一档节目中实现了多种记忆媒介类型的跨界，为中国传统文化电视节目注入了发展的活力。
访谈是电视艺术中常见的节目类型，如今单一形式的访谈已在电视传播的更新换代中逐渐消失，而亲切性、互动性和引导性是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常常被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穿插于节目之中。《典籍里的中国》设置了访谈间，伴随节目进展在开始、中间与结尾处进行点评，由王嘉宁担任主持人，每期邀请三四位与典籍有联系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聊天式的访谈中介绍典籍成书背景、作者生平与精神内涵，权威学者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点出其哲学意义与历史价值，这一环节既是对典籍意义的升华，也是对整个节目专业水平的提升。
戏剧艺术的假定性与结构性极适合典籍这种时空偏向型媒介的故事演绎，一方面，电视媒体使戏剧不再局限于剧场内的具身传播，另一方面，《典籍里的中国》将戏剧安排在访谈之中，促成了戏中戏的记忆框架，使访谈与戏剧紧密结合，在消弭艺术边界的同时创新了电视节目形式。在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编导团队创作下，节目以一系列突转与发现的情节点使躺在历史里的典籍活了起来，既有古典戏剧结构的起承转合，从而能够调动观众注意力投入，也有现代戏剧“一戏一格，一戏一个样式”［12］的独创性，吸引观众始终对下一期抱有强烈好奇心。
电影制作手法已是电视艺术中的常见表现形式，录播电视节目的拍摄通常按照节目进展的顺序如实记录。而《典籍里的中国》不仅对节目进行了影视化再现，还将插叙、倒叙等影视化剪辑思路带入节目。如《传习录》这期便采取了倒叙的创作手法，从王阳明晚年接到前往广西平叛诏令讲起，回叙其少年立志、步入仕途的坎坷，以及龙场悟道、传授心学的哲学成就，这些提前录制好的场景随着老年王阳明的娓娓道来，以插叙的手法渐次播出，使戏剧结构层次分明，丰富审美感受。此外，影视化拍摄有利于随时捕捉表演细节，如《楚辞》中饰演屈原的演员在思念故国与故友时做出了剧本规定外的举动，他居然情不自禁地将橘子皮全部塞入口中吞下，为观众关于爱国诗人屈原的文化记忆增添了动人细节。
3.传播模式的发展与创新：从视觉传播到沉浸式传播
“每一种视觉技术一旦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就会试图形塑属于自己的视觉文化。”［13］(P482)世界进入视觉传播时代以来，数字媒体与网络技术在变革与迭代中产生了新的记忆传播模式，发展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种种新形式，其目的指向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引人入胜的影像或图像，“把人带入一种在潜意识层面接受与发出信息的状态和模式”［14］，我们称之为沉浸式传播。
《典籍里的中国》创新性运用戏剧情景、舞台置景与影像媒体等新技术，在剧场空间内实现了文化记忆的沉浸式传播。在戏剧情景的设计方面，节目将时下兴起的沉浸式课堂搬上舞台，例如《孙子兵法》这一期最后，老师先是自叙了年轻时参与铜雀山汉代竹简发掘整理的个人记忆，并向学生展示竹简复刻品，随后带领大家齐声诵读《孙子兵法》开篇中的第一句话。背后的大屏幕随着老师的讲述迭换场景，将考古工地与上世纪70年代办公室场景并置，之后切换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个书名，最后显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课堂的侧面还有竹简式样的布景。多媒体技术造景随着授课焦点的转移而变化，使观众自动带入学生视角，沉浸于极具东方美学的记忆环境中。
在舞台设置方面，《典籍里的中国》别出心裁地设置了4个演出区域，1号台是主舞台，2号台为核心人物表演区，3号台位于侧面，分为上下两层，连通三个舞台的甬道也作为表演区域，匠心独具而错落有序的舞台设置有利于实现跨时空对话的戏剧设计，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记忆体验。
在影像媒体运用方面，节目吸纳了人工智能(AI)、环幕投屏、增强现实(AR)、实时跟踪等传播新技术，营造了情景化虚拟环境。《周易》这期节目最后，撒贝宁向语音智能机器人典典询问人们引用《周易》时最多的一句话，舞台侧面的环幕投屏上实时出现了AI的虚拟形象并作出分析和回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第二季《永乐大典》这期节目中，曾用AR技术打造出“有人湖上坐，夜夜共清寒”的唯美场景，带领观众进入陈济悟道的形上世界，一轮圆月在背后升起，与漫天繁星一同映在湖面，营造了沉浸式的跨传播体验，同时这种互相映照、彼此勾连的事物关系，促成了陈济对于修书之道的灵光一现。
中国典籍在历史演变中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民族共识，“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15］。电视节目运用跨媒介传播思维对中国典籍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古代与现代之间架起对话桥梁，使文化记忆得到重构和激活，文以致用，有补于世，充分发挥社会功能和现实价值，为激发国民的文化认同、传承文化基因、树立文化自信做出贡献。
1.打造媒介仪式，凝聚共同体意识
“不断重复的仪式构成了保持文化一致性的基本原则和中坚力量。”［16］(P48)电视媒介仪式将文化记忆放置在当下的社会框架中，建立起历史与现在的关联，通过“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民召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17］(P18)为观众提供一个“认同的空间”。《典籍里的中国》通过媒介仪式中的程序与行为，促进观众对身份的认同。
仪式一般遵照结构性的程序进行重复性演示，在周期循环中强化和重构文化记忆。电视媒介仪式的仪式程序体现在节目编排上，《典籍里的中国》既有对以往电视节目的传承也有创新，总体流程为：以小段戏剧引出典籍—访谈间介绍典籍—典读会剧本围读—戏剧开始—访谈间解读典籍—戏剧进展—时空甬道古今对话—戏剧结尾—访谈间总结。11期节目都依照这一流程解读典籍，形成了固定的媒介仪式，强化了典籍本身所具有的秩序性与原则性。仪式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受众和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第二季将“时空甬道古今对话”放置于节目开始，以仪式展演激活典籍的历时性记忆，揭示出典籍的历史流变和记忆传承，在强化节目的庄严感和仪式感的同时，引发观众对民族身份的思考与认同。
仪式本身具有虚拟性，但参与者往往能通过表演性的仪式传播行为，激发内心深处的记忆，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诵读”是《典籍里的中国》里极具特色的仪式行为，如在典读会中，主演嘉宾带领包括观众在内的所有人员进行反复诵读，在回环复沓中对典籍产生刻骨铭心的声音记忆，引导观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强化心理认同。又如《史记》这期大幕拉开后，“勘验完毕”的汇报声此起彼伏，随着一句悠长嘹亮的“送书入阁”，两排士兵从舞台左右鱼贯而入，接过书吏手捧的百余卷沉甸甸的史书，穿过长长的甬道隐入后台，整个场面恢弘大气，历经数载呕心沥血太史公方才写就皇皇巨著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在气势如虹的仪式氛围中，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媒介仪式负载的思想内容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支撑。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重要纽带，从诸多典籍中均可追溯。《尚书》中有“协和万邦”，《诗经》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史记》则建构了“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以本纪和表为纵纲，以书、世家、列传为横纬，在世代相续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擘画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汉书》首次批量记载了西域的地名以及各城郭的人口和地理情况，显示了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以来数百年间，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势力逐渐增强。《越绝书》这期节目呈现了吴王夫差最终降于越王勾践的故事，勾践道：“千百年前，吴越本就是一家，千百年后，你我都不在了，吴越还是一家。”此话一出泯恩仇，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古今一体的大一统格局。
“大一统”除了指政权的集中统一，还强调以统一的思想纲领管理国家，使天下大治。《礼记》中有“天下一家”“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其中《王制》篇规定了君王分封、巡视四方、制统海内的职责，《月令》篇明确了诸侯定制、进贡、祭祀等方面的制度。《礼记》崇尚以民为本、忠孝节义，反对严刑峻法，“礼”实际上为构建大一统国家提供了制度工具与伦理规范。因此，历代统治者重视礼乐制度，戴圣、郑玄、孔颖达等后学为注疏《礼记》前赴后继。这期节目着重阐释了为何世人“不学礼无以立”，并以谐音“礼”的梨子，勾起观众对于“孔融让梨”的文化记忆，延伸至君子品行和中华美德，由此也说明华夏古国是为“礼乐之邦”。
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强调这种想象是基于族群历史记忆与文化特征，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印刷语言则为民族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电视媒介仪式运用跨媒介技术使书本上的历史鲜活呈现，通过耳熟能详的典故询唤集体成员的文化记忆，增强受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
2.重塑文化符号，传承文化基因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在对流传下来的经文进行阐释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现时化”，并对每种文明中的“凝聚性结构”形成支撑，进而使社会不断延续［1］(P6－8)。《典籍里的中国》对文化记忆中文化符号与地理空间进行重构，打通了古代文本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桥梁，实现了对典籍的跨媒介转化与活态传承，激活了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
《典籍里的中国》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选择代表性文化记忆符号，深挖其背后的价值内涵，在节目叙事中重新塑造民众对于特定媒介的文化记忆，使其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符号。例如《楚辞》这一期，结合屈原代表作《天问》《离骚》，提炼出华夏自古以来探索宇宙的中国梦。在节目开头的小剧场中，创新性地将幼时与成年的南仁东、幼时与老年的屈原并置于一个舞台，分割出两个平行时空，以《天问》中“圜则九重，孰营度之”等名句交织提出对宇宙的疑问，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引出由当代中国天文学家南仁东主持建造的中国天眼，为其后呈现“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做铺垫，这既是当代中国对《天问》中“宇宙梦”的初步实现，也是后人延续“求索”精神的现实成就。同时，节目紧扣名篇《橘颂》，提取了“橘子”这一记忆意象。从展示屈原家乡湖北秭归的特产脐橙开始，橘子便贯穿于屈原与楚怀王的戏剧故事之中。在这里，橘子不仅是楚地特产，还是忠于友人、为国尽忠的理想化身。
“地点本身可以成为回忆的主体，成为回忆的载体，甚至可能拥有一种超出于人的记忆之外的记忆。”［3］(P344)从跨媒介传播的角度出发，使地理坐标参与文化记忆的构建，从物质存在转化为文化符号，在《徐霞客游记》这期节目中得到了鲜明体现。节目以中国科考队1976年找到长江源头———唐古拉山脉姜根迪如冰川拉开帷幕，为其后徐霞客未竟的“万里遐征”埋下了伏笔。最后一次出游时，徐霞客双腿不幸瘫痪，未能完成追溯长江源头的志向，以此为出发点，节目运用环幕投屏打造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安排徐霞客与现代科考队于此偶遇，品尝到采集的长江水，在戏剧与影视结合的跨媒介空间中圆了徐霞客未竟的理想。经过节目对《徐霞客游记》的综合提炼，“长江源头”从地理意义上的标志转化为文化符号，不仅呈现了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的人生目标，同时象征着实践出真知的民族精神。
中国典籍的典范意义还体现在培育和传播了伟大民族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结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讲信修睦等核心思想理念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具体表现为四大精神［18］：伟大创造精神，如《周易》中的“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天工开物》中的“开物成务，开拓创新”，《论语》中的“温故而知新”。伟大奋斗精神，如《传习录》中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本草纲目》中的“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徐霞客游记》中的“朝碧海而暮苍梧”，《齐民要术》中的“询之老成，验之成事”。伟大团结精神，如《尚书》中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诗经》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礼记》中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伟大梦想精神，如《楚辞》中的“上下求索，叩问天道”，《天工开物》中的“天下富足，禾下乘凉梦”。册册典籍所传播的礼仪规范、价值准则和科学技术等被后人传承千年，典籍自身也成为了华夏文明重要的文化符号。
3.彰显国家形象，树立文化自信
“原创文化类电视节目的高层次媒介框架体现为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彰显。”［19］(P77)央视重视重构受众关于中华典籍的文化记忆，强调国家形象核心精神的价值来源，为树立文化自信奠定基石。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代表的电视节目通过跨媒介传播，对古老典籍中的文化记忆和价值理念进行现代性转化，在古代与现代之间的记忆对话中体现软实力与硬实力，彰显国家形象，有助于提振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软实力的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20］(P11)，“价值观念是重要的软实力资源”［21］(P2)。中国典籍中蕴含的价值观念便是对文化记忆的投射。《典籍里的中国》将国内外民众对于中国的记忆观点融入节目中，塑造了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国家形象。《道德经》这期节目以戏剧的方式搭建了中西方学者互动的学术沙龙，一方面在对话中交流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引出了各国学者因《道德经》而赞叹中国文明智慧的故事，呈现了中国典籍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外国友人对中国形成的“文明古国”印象。《论语》这期展示了中国“以书会友”的外交记忆：法国把1688年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的法文版原著作为国礼送给了中国，听闻此事，剧中的孔子感叹道“德不孤，必有邻”，体现出中国在对外传播中以德服人的大国风范。
国家形象的形成还有赖于外部世界的反馈，在对外传播方面，中国典籍产生了跨文化、跨民族、跨时空的影响力。《天工开物》被译为日文、法文、英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广销海外，被世人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道德经》被翻译成近百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成为翻译语言种类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文化典籍。自16世纪开始，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传教士，以信札、译著等方式将《周易》传播到了西方，仅英译本便有十余种版本，在西方学界引起了研究易学的热潮；《传习录》最早东传至日本和朝鲜半岛，阳明学深刻影响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韩国实学思想。如此种种，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在周边国家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东方智慧。
硬实力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的综合，也是国家软实力的物质支撑。以《孙子兵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齐民要术》等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为现代中国军事、医学、科技与农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典籍里的中国》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行各业的现实成就，显示了古代典籍对当代中国硬实力的重要启发，从“科教兴国”“实干兴邦”方面丰富了中国国家形象。在《天工开物》这一期中，撒贝宁向宋应星介绍他文中“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的瓷器，后来在英文中成为“中国”的同义词，呈现了精妙制瓷工艺赋予中国“制造大国”形象。又如《齐民要术》这一期讲述了贾思勰对现代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奠基与激励，在中国空间站里，航天员培育出了更优秀的农作物种子和“太空生菜”，生动地描绘了富有创造精神的现代中国形象。在典籍的文化记忆重构中，古老中国与新时代中国的形象叠合，传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源，彰显了中华典籍文以致用的历史担当与当代价值。
探赜索隐，披沙拣金，致敬先贤，传好典籍。《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于2021年春节开播后，当即创下同类型题材的收视新高，2022年第二季观众关注度居高不下。我们在为“典籍热”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应当对跨媒介传播营造的文化新景观保持警惕，杜绝停留于视听奇观的浮躁习气。要注重以活泼的媒介形式对典籍文本进行记忆重构，充分发挥电视的媒介化作用，激发广大民众对于历史、诗词、元典等的兴趣，倡导回归书本的好读之风。激活典籍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紧紧依靠电视媒体，通过文化记忆重构与跨媒介传播，深入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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